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广州接受采访时称：“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他表示，从开征程序上看，中国受到的阻力理应较小，为何还迟迟没有落实？仇保兴认为这是有人在“瞎吵”，以民粹与情绪，代替理性和常识。（7月23日《新快报》）

城市拥堵费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因为牵涉到收费，拥堵费实际上更是一种“次优选择”，穷尽其他治理手段后，才能使用。

更深入些来分析，造成城市拥堵，至少包括这么几个现实的缘由：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不发达、机动车数量过多，以及中心城区的单一，造成市民工作上班的地点过于集中，形成上下班的出行高峰。要解决城市拥堵问题，势必需要采取系列举措。所谓收取拥堵费，充其量只能针对“机动车数量过多”而起作用，以收费来改变市民开车出行的习惯。正因为如此，再来看仇保兴所谓的“市民‘瞎吵’造成城市拥堵费迟迟未开征”的公开表述，实在令人费解。

市民对城市拥堵费的收取，真的是瞎吵与民粹吗？我并不排除，在那些反对者中，有着“应声而和”者，甚至是意见盲从者，但市民对于有关自己的公共事务发表看法，不是一种天然的权利吗？城市半径在越来越大，大多数的城市家庭都拥有一辆或多辆小汽车。倘若要开征城市拥堵费，这些市民不仅将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也将会是费用的主要缴纳者。水、电、气等公共产品的提价，都需要召开一场“像模像样”的听证会，又怎能不允许市民对收取拥堵费发表看法呢？

某种程度而言，市民热议城市拥堵费并非“瞎吵”，更算不得民粹与情绪。恰恰相反，开征拥堵费还最不可或缺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城市拥堵费，因为牵涉城市中的大多数家庭，所以必须慎重行之。具体到拥堵费本身，它也不是开征这么简单。如何来确定收费的比重？将哪些区域划定为收费区域？在征收之后，又该怎样将这些费用用于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面对诸多的问题，决策者不能凭空做出决策，此时他最应该征集市民的意见，而仇保兴所言的“瞎吵”，正是意见的来源。

至此，其实已可回答仇保兴前面的疑问：从开征程序上看，中国受到的阻力理应较小，为何还迟迟没有落实？阻力理应较小，这当然不假，但仇保兴独独没有提及，对当下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更需要系统的长期的应对与改变：努力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政府机关带头，减少城市机动车的出行；等等。国外的拥堵费收取，往往是与这些举措同步而行，而在我国，不少管理者一开始想到的就是收取拥堵费。谈城市拥堵，必谈收费，而不问市民感受，这样的观点，其实大有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