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网 讯 每日新报记者 彭未风 提起敦煌和莫高窟，最直接联想到的是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是延绵千年不朽的敦煌精神。25岁那年前往大漠深处，守护国宝52年，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因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感动中国。昨天，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来到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给师生带来了两场有关敦煌的精彩讲座。

谈到文化遗产保护，77岁的樊锦诗依旧有些激动。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权威，樊锦诗认为当今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多学科，不是孤立的，与管理、人文学科等多方面结合的工作”。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十六个字，精确地囊括了当前文化遗产保护要做到的方方面面。

就敦煌当前而言，樊锦诗用一组数字说明了他们面临的压力。在敦煌石窟刚刚对外开放时，一年游客一两万人。1998年时，这个数字变成了20万。2001年时，变成了31万。2003年后以每年10万人次的速度增加，2015年很可能突破90万。但是，敦煌石窟的结构几乎“就是用木头和泥巴来构建的”，如此脆弱的材料，绵延千年后，如今相当于“重病在身的老人”，当前对外开放的石窟面积主要是20平方米左右，每天进入的游客带来的温度、湿度以及二氧化碳变化，对壁画“都是伤害”。

2003年她就提出了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采用数字展示技术，将莫高窟内的敦煌艺术搬到莫高窟外面向游客展示。经过多年建设，去年数字展示中心正式竣工。通过高清主题电影，游客们在进入石窟前相当于“预习了一遍功课”，后面实地参观洞窟的时间虽然短了，但对壁画文化了解得更深。莫高窟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也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实现了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的双赢。新报记者 彭未风

没有想到开了头后“会是一辈子”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一尊雕塑，名为《青春》，塑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它的原型就是如今满头白发的樊锦诗。季羡林曾评价：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

1938年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打小在大城市生活学习的樊锦诗起初从未想过，自己人生会有52年扎根于大漠。

1963年毕业分配时，接到去敦煌研究所的通知时，樊锦诗没有犹豫就选择了上路。这一去，对于弱女子来说，既是一场文化苦旅，更是一次和人生艰难的抗争。聊到当初的生活细节，樊锦诗提到，起初到了敦煌，每走过一个石窟，都美得让她忍不住惊叹。可现实生活条件却让人怎么都美不起来，没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卫生设备，消息闭塞。不过，守护条件的恶劣并没有阻挡住樊锦诗前进的步伐，天性好强的她走进石窟就忘记了一切。

采访中，当话题有分歧时，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彭金章总会在说了几句后就不再强调，选择和樊锦诗的观点一致。这一细节，也是两人几十年生活变迁中各自抉择的一个缩影。

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大学同班同学。分配工作时，彭金章去了武汉，樊锦诗到了敦煌。樊锦诗曾经承诺，在敦煌好好待三年，把壁画、彩塑看够了，就去武汉和彭金章成家。

三年后，彭金章在武汉没有如约见到爱人的身影，就主动去敦煌找人。对于三年前的约定，此时的樊锦诗心里有了些迟疑，她跟莫高窟有感情了，已经说不出再见。面对分歧，彭金章第一次在大事上选择了尊重樊锦诗的意见。转年他们结婚，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的分居生活也拉开了序幕。只是没想到，这一分居就是19年。

彭金章也一直觉得，爱人坚守敦煌十分不易，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坚强的樊锦诗两次泪流满面的情景。樊锦诗怀第一个孩子，说好要在彭金章身边待产，两家老人都把婴儿用品寄到了武汉。但是樊锦诗还是在敦煌生了，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坐火车、转汽车，挑着担子赶到敦煌时，儿子还光着屁股等衣服穿。一见到丈夫，樊锦诗情不自禁，号啕大哭。

他们的二儿子从小寄养在河北乡下姑妈家，5岁时，樊锦诗去看他。第一面母子互相认不出来，这让樊锦诗难受得痛哭流涕。

坚持了19年后，终于有人选择了妥协，还是彭金章。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工作，来到了妻子身边，和她一起守护敦煌。

时至今日，樊锦诗坚守敦煌52年，2004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评选解说词这样说道：“她守护国宝41年，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41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