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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中国人口基数奠定 商朝时形成多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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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1日 21:27  来源:

《周礼》的记载显示出周朝对人口管理的重视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趁此,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历朝历代的有关人口问题。

商: 开始形成长寿、多子思想

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商王为了解决内部纷争和摆脱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威胁,多次迁都。尤其是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大迁徙。为了迁徙的顺利进行,盘庚制定了严厉的政策。据《尚书·盘庚》记载:“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之,无遗育。”即在迁徙过程中,盘庚将对叛逆不逊、诈伪奸邪、犯上作乱者,轻者割掉鼻子,严重的将处以死刑,灭绝其全家;而对听话服从的良民,则将在新都城“永建乃家”。

商朝开始形成长寿、多子的思想。商代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万年无疆”、“子孙永昌”之类的吉祥语。

周: 重视人口管理

周朝十分重视人口数字的统计,设有许多掌管人口事项的官员。据《周礼》记载,专门负责人口统计的官员——司民(司命),每年要把国都与郊野的人口,注明性别,登记在户籍册上,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人口数字上报给周天子时,他要慎重其事,要“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大宰负责安排人口在农业、苗圃、虞衡(林矿)、薮牧(畜牧)、百工(手工业)等部门的分配;媒氏负责男婚女嫁,男30岁,女子20岁,必须结婚;司徒负责考察各地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分析它们与居民的关系,以趋利避害,让百姓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健康地繁衍生息;此外还有司商、牧人、场人、廪人等管理与人口相关事项的官员。

西周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调查。《国语·周语上》记载,在公元前789年,周宣王在江汉之间被姜戎氏打得全军覆没,于是准备在大原(今甘肃固原)进行人口调查,补充兵源。但大臣仲山父反对周宣王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调查,理由是:王室受到了重创,实力锐减,人口稀少,进行人口调查,其实是公开示弱,会让诸侯们轻视而不亲附。王室可以通过相关官员,秘密掌握人口数字,不必再进行公开的人口普查。

西周也和商朝一样,流行多子多福的思想。在周代的歌谣中,关于子孙繁昌的祝福很多。《诗经》中有:“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宜尔子孙,振振兮”、“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汉: 人口锐减,鼓励生育

秦朝的人口约为2000万人,但秦末汉初,天下大乱,“方之六国,无损其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发生了战乱,生灵涂炭。汉初,人口下降为1200万人。汉惠帝、吕后两朝,实行休养生息,人口逐渐增加。汉惠帝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规定民间女子15岁到30岁未出嫁的,要罚款5算(120钱为1算)。

到汉文帝时,天下富裕,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小米一石(150斤)只要10来钱。到汉武帝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富家足。国家粮仓里的小米,陈陈相因,充溢露积在仓库外;国库里的铜钱,累积成山,穿钱绳都腐朽了,无法计算。

到汉平帝时,全国人口约为6000万人,但人口分布不均匀,陕西关中地区人口最为稠密,其次是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长江以南的人口依然稀少,边境地区更甚。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汉朝把罪犯、贫民和豪强势族,进行大规模移民,迁徙到边远地区。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上王莽改制失败,导致战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

到东汉光武帝时,全国人口只有2100万人左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汉安帝、汉顺帝时,人口才又达到约5000万人。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加剧,天下乱。黄巾起义后,军阀混战,在战乱、饥饿与瘟疫的摧残下,到三国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000万左右。

晋: 大动乱与大迁徙

泰始元年(265年),三国归晋,天下重归统一。久乱之后,天下安定,人口增长,太康元年,人口达1600万人。

但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出现八王之乱,黄河流域又成战场,关中地区出现大饥荒,大量百姓流亡外地。据《晋书记载》,296年,略阳、天水等6郡(今甘南)10多万人经汉中逃入四川求食;河东、上党等地(今山西)10多万人,逃亡到南阳(今豫南)一带;四川有10多万人流入荆湘(今湖北、湖南);并州(今山西),有几十万人乞活于冀州(今河北)。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流民聚集在一起,和当地政府、土著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动辄死成千上万人。永嘉四年(310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蝗灾,草根树皮被吃光了,接着发生大瘟疫。中原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已成地狱。

北方、西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由于气候变冷和汉族政权的腐败虚弱,纷纷南下农耕地区,争夺生存空间,发动反晋战争,开始了五胡乱华时期,从此黄河流域出现空前的大混乱、大破坏、大屠杀和大饥荒,国家又陷入长期分裂的局面,到处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为了躲避战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平民,纷纷向比较安定的长江流域迁徙。从五胡乱华到刘宋(307年-477年),北方南迁的人口至少有90万人,以现在的苏、皖、鄂、湘、川等地区为移民的中心区域,尤其以江苏地区接纳最多,达26万人。从此,长江流域得到开发,经济水平开始赶上黄河流域。

隋: 人口大起大落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恢复、发展生产,大力兴修农田水利。隋炀帝即位后,汇通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济渠、邗江、永济渠、江南河等水系,有交通、灌溉之利,促进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对人口的增加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609年,据《隋书》记载,全国有4600万人,比南北朝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其中,江南地区和陕西、河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

但隋炀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屡次进攻突厥、高丽,还大兴土木。611年后,天灾频繁,百姓死于战乱和饥荒的很多。据《通典》记载,唐初武德年间(618年-626年),人口锐减,全国只剩下1100万人。其中损耗最大的是黄淮河流域的主要农业区。

唐: “婚育状况”成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的第一年,即627年,他下诏书要求地方官奖励民间婚嫁,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连同寡妇、鳏夫,都要结婚生育;对于无钱娶妻的光棍,亲戚和乡亲中的富人必须给予资助,并把“婚姻及时、鳏寡数少”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

天宝十三四年(754年-755年),唐代人口达到高峰,这段时期人口的剧增,除了政府奖励生育,境外人口的归附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天宝年间,人口估计在6000-7000万之间。

从地域分布看,黄河中下游仍为重心,户口分布最密;江南地区户口仅次于黄河中下游,已超过淮河流域;秦汉时人烟稠密的关中地区,户口已渐衰落;南方沿海地区,尚未很好开发,户口稀少。

宋: 人口再次大规模南移

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4700万人口,后突破1亿大关,据历史学家漆侠推算,此时最高垦田数是7.2亿亩,这一数额不仅超过前代,即使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能逾越。在地域分布上,长江流域人口已占绝对优势,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是因为,南方农田水利得到发展、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当时长三角、江西、湖南、四川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地带,是稻米的主产区。高产良种占城稻的输入,踏犁、秧马、水车等先进农具的使用,圩田、沙田、山田的开辟,捍海塘的修筑,导致粮食产量不断增长。苏州地区,平常年景,亩产大米两三石(300-450市斤)。两广地区的水稻一年可两熟。粮食的增加为人口的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黄河流域水灾的泛滥,开始于唐末,五代统治者屡次掘开黄河,以水代兵,作为克敌制胜的手段。到了宋朝,黄河下游一两千里的河床多次改道,酿成巨灾。北宋政府治水不力,越修越坏,导致北方水利网遭受严重破坏,在频繁的自然灾害的侵袭下,社会经济日益破败,人口自然衰落。

北宋末的1126年,金人南侵,汴京(今开封)被攻占,金人所过之处,大肆烧杀抢掠,留下一片废墟,人口遭受极大摧残。1127年,宋室南渡,北方士民也随之大批南迁,迁居长江、珠江流域,这是继西晋末年之后,我国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

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全国(含金国)当时登记人口达8000万人,南北人口实际总计1.2亿。

元: 人口南稠北稀格局形成

元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人口约为6000多万人,最高人数为8500万人。

由于蒙古军官多掠人为奴,动辄千万计;蒙古贵族、僧侣等又任意圈地为牧场,动辄千顷;导致北方百姓大量南迁。元代南北户口,为10:1,长江流域江浙一带的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多达91人,而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最多的是行中书省,为10人,其余均在10人以下,少的甚至只有1人。

中国人口南稠、北稀、东南密、西北疏的格局,在宋元时代已经形成,经济重心南移,至此完成。

明: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与下南洋

据吕振羽、何炳棣、葛剑雄等学者考证,明代人口就已经突破1.5亿大关,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已达1.97亿。当时全世界的人口也不超过4亿,所以明朝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明代重视开发大西南,鼓励移民,因此云贵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但明代人口流动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南洋(今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及澳洲等处)的海外移民。据张锡纶估计,明朝下南洋的人口至少有50万左右,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些下南洋的人大多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多因国内生计艰难而出国谋生,因为逃避械斗、政治迫害出国的比较少。

从1405年到1432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历30多个国家,其中占城(今越南境内)、真腊(今柬埔寨境内)、满剌加(今马来西亚境内)等23国属于南洋范围,当郑和前往时,华侨在这些国家已经很有势力了。

中国人移入菲律宾(吕宋)的很多,宋代就有记载。明朝移入菲律宾的更多,华侨为菲律宾的开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在明朝、清朝多次对华侨进行大屠杀。

清: 人口突破四亿

清沿明制,赋役根据人丁征收,对人口编审十分重视,规定每3年(后改为5年),“逐甲、逐里审察均平”,也会进行人口登记。

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主要是因为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此外红薯、玉米、蚕豆、花生等高产农作物的传播、推广和双季稻在江南地区的栽培,补救了粮食的不足。可以说,当今中国庞大的人口,其初基是在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人口大发展时期奠定的。

从清代开始,关内过剩人口陆续向东北各地迁徙(俗称闯关东)。有的整座城均为移民所创居,如辽阳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准噶尔部、回部被平定,天山南北归入中国版图,定名“新疆”。关内人口大批移入新疆。嘉庆十三年(1808年),迪化州(今乌鲁木齐)境内的人口比乾隆四十年(1775年)增加了13倍。另外,清初湖南、湖北地区流入四川、云南的人口也有一定的数量,山西人迁移蒙古地区的也不少(俗称走西口)。去暹罗(今泰国)的也很多,不少人在暹罗做了官。

总之,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人口管理,基本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呈螺旋式上升,庞大人口初基在清中叶奠定;南稠、北稀、东南密、西北疏人口分布格局在宋元时期初步形成;从明朝开始,中国开始出现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充实边疆的移民现象。统筹 李素灵 撰文 李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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