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西华县东高庄小学。面对镜头，孩子们很兴奋。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外出打工。(人民网记者 宋芳鑫 摄)

“十问留守儿童”之八：政府还能做些什么？

编者按 ：每到岁末年关，打工者盼的就是拿到工钱、买到回家的车票。而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孩子们，也已经开始倒数与爸爸妈妈团聚的日子。据统计，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能否健康成长，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事关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孩子们成长中有怎样的悲喜？家庭、政府、社会、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是否到位？留守儿童问题该如何破解？人民网记者赴河南、安徽、贵州、四川、云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以及广东、北京等劳动力输入地采访，推出“十问留守儿童”系列报道，与网友一起探讨。

“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特别是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全力落实政策措施，全面加强管理服务，确保孩子们安全、健康、快乐成长。”2015年8月19日，也就是6月9日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后两个多月，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这是贵州历史上乃至全国最为系统详尽的关于留守儿童保护的省级官方文件。事实上，早在7月初，贵州省政府就决定成立贵州省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陈鸣明副省长担任。留守儿童问题，在贵州成为了政府案头和官员心头的大事。

“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政府有哪些目标需要完成，在地方上有哪些具体问题要面对，各地各部门需要什么资源，这些都是亟待明确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高翔表示，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在留守儿童问题的管理上尚处于皮毛阶段，责任边界仍然模糊。

劳动力流出地：宣传性政策需转为执行性政策

人民网记者在贵州、云南、四川、安徽、河南等劳动力流出大省走访发现，大部分政府部门意识到解决好留守儿童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其他问题也很紧要，很多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导致无力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来说，肯定是优先关注GDP，留守儿童问题虽然普遍，但受重视程度不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表示。

近年来，由于留守导致的儿童权益侵害等矛盾日益尖锐，留守儿童问题已不得不被当地政府提上议事日程。在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省份，目前已较为完善的工作是在教育部门进行数据摸底。

在各地的学校，记者都看到关于学生父母是否外出务工的统计档案。在这些档案中，有些地区仅统计学生父母是否在家，有些则详细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去向、实际监护人情况等。部分地区教育部门的互联网信息平台也基本成型，有些甚至已实现了全省信息联网。以贵州为例，通过学校排查，全省目前共有学龄前及义务教育适龄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109.6万人，困境儿童93.8万人。

除数据归档外，一些地区政府也逐渐强调明确基层责任，将该问题纳入考核体系。贵州出台的《意见》要求，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将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工作纳入工作内容，省委组织部每年下达两次任务通知书，年终进行考核。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与社会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然而，在很多地区，还没有一个统一指挥和牵头的部门，具体落实政策、解决问题方面，各相关部门则显得力不从心。在记者询问切实解决问题的措施时，有些地方的相关部门强调经费不足、存在困难。一方面，负责经费投入的民政部门表示，由于政策上并未要求设置留守儿童专项资金以购买相关服务，因此在这些经济发展不发达的省份，有限的财政经费更多的用于支持其他民生项目。

另一方面，经费欠缺导致了负责购买服务的部门无力支付费用，专业人才不足，对儿童福利无法保障。“在云南，关于儿童工作的专业培训人员和社工人员都十分紧缺，部分社团和公益组织跟我们联系，主动提出提供服务，但民政部门告诉我们，并没有资金以供购买这类服务。”云南省妇联副主席马迎春说。

贵州省教育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由于没有相关政策，无法支持乡村基层教师的培训、管理，教师的工作量大压力也大，不少人长期住在学校管理学生，却无法获得加班费用。留守儿童问题使寄宿制学校的需求越来越大，相比于非寄宿制学校，办学成本大大增加，却没有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

“现在很多省份在逐渐关注也在解决这些问题，但这是城乡二元发展造成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出台政策和建立制度都很慢。”童小军认为，各省份首先应当将目前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方便中央在此基础上形成短期、中期、长期的解决方案。目前的宣传性政策应当转变为执行性政策，在法律、政策、条例、意见、通知等形式上形成保护留守儿童的完整体系，有专项的经费支持、专业的公众教育、专门的人员配备，纳入干部考核，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落实。